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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晶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助理研究员。

这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制宪权的授予和转移上，而对这一过程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一方面，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建。（第42条），和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如果罔顾这一历史必然性，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我们不应将这种反对简单地视为一种针对个人崇拜的敌意，当然也不能将把共和国主席和元首等同起来的主张认为是有待改造的落后思想。但革命本身并不能进入宪法，它必须转化成相应的政治原则与制度设计。考虑到在全国人大被选举产生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在名义上代表人民主权，该制宪委员会可以说是间接地获得了人民的授权。作为过渡宪法守护者的国家主席 针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管理机关与国家主席三者间的权限，毛泽东曾做过如下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权力。

因为代表不可能比人民本身更民主。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宪法观与制定五四宪法的初衷大相径庭。[43]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家荣誉的评价主体和标准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各级政府与党委、人民团体与社会团体、乃至权威媒体都在举行各种荣誉评选活动，评价标准也从政治水平扩展至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国际声誉等标准。

[55]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在纪念碑名称与具体建造时间尚未确定的情况下，而先行以会议表决的方式通过碑文内容呢？(21)这是由于碑文事实上是对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主体范围的解释，而此项解释更重要的意义是阐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从而将新政权与旧政权的连续性和区别性以最为正式的形式表述出来。显而易见的是，通过法典化的方式统一规定荣誉制度的类型、原则、设定、颁授、决定、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4]，整合目前碎片化的荣誉体系，这更加符合法治的理想模式——可以使荣誉制度在位阶、权限和责任上实现制度化和可预期性[5]——同时这也无疑需要更高的立法技艺，以及对立法背后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深入认知。这些国家荣誉制度的运作使得经济精英逐步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国家也藉此完成了政治吸纳——但是，诚如学者所指出的，这种精英吸纳战略为一种‘安排性参与，不仅具有阶级安抚性质。第二部分分析宪法文本中的荣誉制度条款，指出中国宪法设定了国家荣誉—公民荣誉的双重主体结构，从而以荣誉为纽带将国家与公民连接起来，并且宪法规定的国家任务也决定了荣誉制度的目标与路径。

作为新中国体育奠基人的贺龙元帅在为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界锦标赛送行时，即提出国际赛事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不是个人胜负问题[32]。抗战期间民国政府进行了颇为艰难的抗战忠烈事迹的普查行动，该行动自1938年起至1945年止，与几乎整个抗战过程相伴。

[41] 在文革期间制定的七五宪法确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荣誉制度的评价产生了直接影响。就荣誉制度设计的初衷而言，应当使多数荣誉制度具有足够的草根性，这不仅是基于反对特权的需要，而是促使国家的政治动员可以延伸至社会底层。但是在现代共和政治下的荣誉制度却剥离了身份政治的因素，成为促进政治认同、实现社会规训的重要手段。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

(1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3年12月28日。（3）授予该称号也是给予其他民主人士以政治宣示，高度评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国家的贡献。而更为鲜明的例证体现为2005年劳模评选中，该年体育明星（姚明、刘翔）、进城务工人员、私营企业主也均为首次入选全国劳动模范，并且引发了诸多社会争议[35]——从国家荣誉与个人荣誉关系的角度，这事实上表征着国家政策与任务的转型，亦从中可以解读出关于体育产业化、乡村城市化以及统一战线扩大化等诸多政治命题。而改革开放使得民间外交逐步兴起，因而维护国家荣誉也自然成为宪法确定的公民义务(16)。

孟德斯鸠曾对政体形式与荣誉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学者对此指出，从宪法学的角度，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有不妥之处：（1）国家名誉主席的性质不明确。

而在2010年10月30日发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是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且居于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类别的首位。而当下的人民共和国中的荣誉制度，则重在经由塑造英模的方式，通过形式公正的评价机制，达到社会动员的目标，以此完成国家所确立的政治目标。

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英雄赞歌》引发了关于战争、英雄、荣誉的讨论，为此《求是》专门刊文批驳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事实上是借以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恣意掏空革命历史根基，阻滞了英雄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其害甚烈，并建议设立国家荣誉基金褒奖人民英雄。结论：国家荣誉立法的取向 通过上述对于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论述，可以证成国家荣誉制度在现代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荣誉制度又很难逃脱科层制的约束，无论是奖项的设置、等级的划分、以及评审的运作往往是借助现有的官僚科层体制得以实现。一个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爱、美、诚、信。[34]这说明在短时间内国家利益与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评价标准也随之改变。(12)事实上早在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着意运用荣誉制度达成特定的政治目标。

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格兰达集团策略发展委员会主席韩方明建议，制定国家荣典法，统一规范荣誉勋章制度。荣誉制度作为连接国家与公民的政治纽带，一方面强化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归属关系，促成政治认同与社会动员。

（2）由常委会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显然是越权，荣誉称号不应包括国家机关的职位（哪怕是虚职）。（二）荣誉制度与政治吸纳 在政权合法性之下，国家荣誉制度作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具有政治吸纳与统合的宪制功能，使得政治共同体内的重要阶层、派别、以及族群能够以国家认同为纽带连接起来。

学者在对香港回归前的政治研究中，指出荣誉制度成为港英政府进行行政吸纳政治（the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politics）的重要方式，通过英女王向香港各类有崇高威望和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授予勋衔和各类荣誉称号，表彰、激励社会精英，树立社会良好形象[64]，其意指通过选举民主以外的方式获得民意支持。这些现象既说明了相关国家荣誉的稀缺性，也可以说明其欠缺制度化，甚至是因人设奖或因事设奖，缺乏长远制度规划的意识和能力。

因此，在宪法所确定的国家荣誉制度的双重主体与根本任务之下，也对荣誉制度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规划，包括了对于知识分子、劳动者和军人的荣誉安排。与此同时，国家荣誉应着重于评审机制的独立性和参与性，建立由申报人员到评审机构的垂直评价体系，减少荣誉评价中间环节，鼓励公民对于国家荣誉评定的直接参与。(2)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2012年8月20日。（5）1937年至1945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部队官兵，国民党军官兵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但在此期间因参加反共内战而死者不再内。

[59] 而学者在民国史的研究中也指出，民国政府如何通过对于烈士荣誉的塑造，建构革命记忆并以此证成政权合法性：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如何能在1912年五族共和的情势下能从反满兴汉的义士变为缔造民国的英雄，而在1928年党国体制下则又从缔造民国的英雄被进一步同质化为总理信徒。（3）1927年至1937年因参加国内革命战争和武装起义而牺牲的烈士和工农红军官兵。

由此可见，荣誉制度不事实上也是完成政治吸纳的过程，即便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代议制度和民意表达渠道，荣誉制度的政治吸纳功能仍至为重要。二、荣誉制度的宪法规范 在中国宪法中有多个与国家荣誉制度相关的规范条文，对于这些规范进行学理分析和解释，不仅有助于理解上述关于荣誉制度的理论，也为国家荣誉制度立法提供了宪法指引。

在建国后首先被提上日程的是建立军事奖章制度，以此褒奖革命战争中的功勋人员，并统一并确认之前由军区自行颁发的奖章的效力。国家应当通过荣誉制度推行现代政治价值，将法治与权利意识、程序与公正理念充实到荣誉评选的目标和过程之中，经由荣誉评选引导公民社会走向政治成熟。

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了11人。长期以来，国家荣誉制度一直被定位于人才制度，侧重发挥其人才激励功能，引导公众的知识创新和奉献精神。其次，国家荣誉立法应当符合宪法所设定的原则和权力分工的要求，将国家荣誉与公民荣誉、权利和尊严连接起来，运用荣誉制度达成国家建设任务的目标，规范荣誉制度的设定权限和程序。通过荣誉制度与仪式化的表现形式，可以引导民众重新关注国家事务与公共利益，通过精巧设计的仪式、布景与语言，直观的感受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系，这也是荣誉制度实现其规训功能的重要途径。

[67]而在其后针对资本家的公私合营过程中，政府注重通过荣誉制度鼓励私方人员主动参与合营，并以此改造资本家，以企业为主要基地，在企业工作实践中进行教育，作为改造资本家的基本途径，如组织资本家参加劳动竞赛、参加经营管理、参加技术革新等。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就国家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宪法规范与宪制功能进行阐述，力图在现有制度层面的讨论之外，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纵深的理论基础。

[76] 当然，荣誉制度下的英模其所体现的道德，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需要高度契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更加倾向与运用荣誉机制实现政治统合和主流价值的贯彻。

[17]此时国家荣誉制度发挥着纽带作用，一方面强化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归属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对于民众的教化与规训。首先，在人民共和政体之中的荣誉制度不应与政治特权结合在一起，荣誉评选也不能与平等原则相抵触。